文章来源：经济日报　　发布时间：2020-11-20
在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运转中，以线上远程互动为主要特点的数字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推动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而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是重要抓手。在既有企业信息化、数字化改造基础上，构建若干工业互联网平台，实现更大范围的交互、协同，有望推进经济社会全方位的数字化转型，提升经济社会运行效率，助力宏观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发展工业互联网要有新思路

从最初的信息互联网到消费互联网，再到当下的工业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经历了三代。从历史经验来看，信息互联网、消费互联网在资本的追逐下都经历过爆发式增长。因此，在工业互联网概念提出并迅速成为热点后，难免会有类似信息互联网、消费互联网的期许，然而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特点和企业平台建设、接入及应用实践来看，工业互联网大概率不会也不应复制信息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的成长模式。
首先，工业互联网平台本质上是以制造业企业为主体，覆盖产业链上下游及终端客户的新型产业生态组织方式；制造业企业内部信息化建设和数字化转型是构建工业互联网的基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技术复杂性和循序渐进特征决定了工业互联网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工业互联网平台要真正覆盖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及配套产品服务商，也需要这些主体具备一定的数字化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的产业生态能否协同运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化建设较为滞后的那部分主体。

其次，在信息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阶段，先后诞生出活跃用户数以亿计乃至十亿计的超级平台，如亚马逊、谷歌、腾讯、阿里等平台。而制造业技术层面的复杂性和不同行业之间技术工艺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要开发跨行业的通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有太多的技术难题需要解决。因此，当下推进工业互联网发展更可行的方式，是围绕某个行业搭建专业互联网平台，连接上下游企业，进而构建和完善产业生态，而这又会从根本上限制工业互联网的覆盖范围和平台规模。

再次，复合型数字技能人才是制约工业互联网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要求实现信息技术（IT）与制造过程操作技术（OT）的有效融合。不同行业的制造工艺千差万别，IT人员不可能深入了解每一个行业，而OT人员如果缺乏IT方面的知识背景，又很难以IT人员易于理解的方式提出数字化建设需求。2012年以后，消费互联网领域平台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大幅抬高了IT人员的薪资水平，传统制造业在待遇上毫无竞争力，而且IT人员进入传统制造企业后，也未必能够与OT人员真正融合。从部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领先企业的经验来看，发挥关键作用的技术人才往往不是来自IT部门，而是那些工艺和创新部门自学IT技能的专业技术人才，而这种“IT+OT”复合人才的培育成长过程漫长，往往满足不了企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最后，平台各主体间的数据共享及由此引发的数据安全问题，也是制约工业互联网发展的关键因素。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数据交换共享渠道，在技术上实现并非难事，真正的制约来自客户和供应商开放数据的意愿。从客户角度来讲，一旦接入平台并开放数据后，某种程度就意味着企业被平台绑定；从生产企业角度来讲，企业生产的物料清单、过程控制等开放在工业互联网平台，一旦为竞争对手获得，企业将无任何商业机密可言。因此，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好数据安全问题，工业互联网将很难真正落地。

夯实技术、人才和制度基础

促进工业互联网健康发展，要打破信息互联网、消费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惯性思维，认真审视工业互联网区别于前二者的技术特征、内在规律，重新定位其发展模式。从企业数字化建设、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数据安全保护等多方入手，夯实工业互联网发展的技术、人才及制度基础。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应重点扶持引导广大中小企业开展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提高制造业整体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水平。一方面，创新政府支持模式，将有限的政府资金用于支持专业互联网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中小企业数字化建设的门槛。例如，浙江新昌在推广轴承制造专业互联网平台时，政府专门拿出500万元与平台运营企业浙江陀曼成立“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免费体验基金”，支持中小轴承企业接入平台免费享受基本平台服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培训、参展、研讨等形式，提升中小企业负责人对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认知，增强其转型意愿和内在动力。
培养数字技能人才，应重点关注复合型高技能数字人才的培养，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在深度交流合作中加快人才培养。行业内复合型高技能数字人才往往具有跨界知识背景和行业专属性等特征，是在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索和生产实践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加快此类高级数字人才的培养，需要为有潜质人员创造更多跨界交流合作机会。另外，还可以尝试引导高等教育机构、职业教育机构和企业的合作，让企业更早介入到数字人才培养中，确保输送的人才更符合企业要求。

保护数据安全，一方面要从立法和制度层面建立起能够有效保护企业数据权益的法律和机制；另一方面要加强数据安全技术方面的研发投入，构建起保障数据安全的软硬件技术屏障。（蔡跃洲）